以上就能说明，朱元璋最认可的人，就是在独立发展时期跟随他出生入死，最好是没有任何实力的小白。比如常遇春，以盗匪头子的身份投奔朱元璋，只带去十来个强盗入伙。换个方式理解，就相当于朱氏集团独立上市融资，朱元璋最喜欢小股东融入，因为他们不掌握话语权，而且会为公司发展尽职尽责。大股东的进入，必然带有强大的资金做保证，在企业起步的时候，朱元璋欢迎你，但到了分红阶段，对不起，朱元璋要稀释他们的股权，减少他们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刘伯温的分封合情合理从上述就已经能够看出，朱元璋对功臣的分封保持了几个原则：首先是资历与功劳并重；其次是现实主义的重武轻文；最后是立场的洁白无瑕。刘伯温的功劳与资历“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种评价虽然夸张，但也突出了刘伯温对朱元璋政权的贡献。尤其是他的“时务十八策”，为朱元璋规划了各个击破的争霸战略，对朱氏集团战胜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奠定了战略基础，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
与功劳相比较，刘伯温吃亏在资历上，他是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才被朱元璋礼聘而至的。这个时期的朱元璋早已占领了南京，且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宴飨乐章”首三曲刘伯温是一曲都未赶上。如果放在今天，可以说公候爵位都是跟着朱元璋白手起家的创业团队，刘伯温算是帮助朱氏集团公司做大做强的职业经理人。朱元璋能给刘伯温一个伯爵，算是上市成功后的特别感谢了，那些公候才是原始股份的持有者。
现实主义角度刘伯温的才能在于谋，这与李善长不同，朱元璋将李善长称为“吾之萧何”，在天下初定的时候，善治之臣当然是帝国最需要的人才。而善谋之臣的作用就相对下降，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初，以刘伯温为御史中丞，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前身，掌监察一职。也就是说朱元璋有意识的让刘伯温干得罪人的事儿，因为他善于谋划，鬼点子多，又恰好不属淮西派，对于制衡官僚队伍具有现实意义。
同时期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这是最高行政长官，朱元璋可以依靠他进行建国初期的行政机构搭建，由军事形型权向治理型政权转化。正因为朱元璋需要这样的政权转型，所以洪武三年的分封中，李善长以文人的身份位列开国六公爵之首，这也是向天下传达一个信号，宣传明朝的治世愿望。若从政权的稳定性讲，刘伯温正是因为善谋，且在战争时期献过“遣使试生死”的毒计，朱元璋对其是有忌惮的。
为何西汉开国时，萧何能够安安稳稳的做官，张良却要功成身退呢？因为在和平时期，善治的作用大威胁小，善谋的作用小威胁大。就好比一个公司，创业时市场开发部门最受重视，稳定时运营部们最受重视。立场问题“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善，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明太祖实录》朱元璋在用人上是有“洁癖”的，他在创业时期就有一个规定，即每次战胜元朝军队后，所有曾在元朝为官的降臣不准参与庆功宴。
可以说朱元璋对元朝旧僚是持有偏见的，毕竟他认为爹娘都是死于元朝官僚的腐败上。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从本质上讲，主要就是对元朝降臣的一次清洗。所以曾在元朝为官的刘伯温本身就有“污点”，而且刘伯温有一个特质更加放大这个污点，即对小明王的鄙视！朱元璋对小明王其实是比较尊敬的，在受吴国公后，朱元璋在元帅府摆上御座，每天议政前都要领下属跪拜这个空座位。
而唯独刘伯温不拜，并说“牧竖耳，奉之何为？”意思是一个放牛娃，拜个屁啊！这句话体现了元朝旧僚心中的等级观念，这个观念朱元璋虽慢慢接受，并成为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人。但在吴国公阶段，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也是个放牛娃出生，正是元朝旧僚的“狗眼看人低”，才放纵了贪腐和不作为，导致这些放牛娃成了孤儿。“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
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缴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明史.廖永忠传》所以这件事情让朱元璋与刘伯温心里的隔阂越来越大。后来小明王在廖永忠的护送下，翻船落水而死，成为一桩迷案，朱元璋在分封时为影射过这件事，说廖永忠本可封公，但曾经和亲近的儒生窥探他的意思，所以只给个侯爵。这个窥探圣意就是指小明王被廖永忠故意害死于湖中，这里的儒生虽未点明，但通过所善二字大致能猜出是杨宪，而杨宪的资格与地位根本指挥不动廖永忠，从派系上讲，杨宪的背后很有可能是刘伯温在指点，毕竟刘伯温才是那个最不喜欢小明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