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年满16岁以前，父母均有生活津贴；而孩子年满16岁以后，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之上，则还可以继续领取教育津贴。在福利天堂一般的瑞典，凡是20岁以上的失业者，每天都可领取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注意一下，这个失业保险金是按天数来领取的，这是瑞典政府担心失业者按月领取赶不上趟采取的措施，怎么样，够贴心吧？那每天320瑞典克朗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是233元人民币，瑞典人一天什么都不用干，就能领二百多元人民币，你听了会不会晕？北欧三国的其他两国丹麦和挪威都和瑞典一样，都无一例外的实行了高福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三个国家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分别为：瑞典38.2%，挪威33.2%，丹麦37.9%。
这些都还是2013年的数据，六年过去后，现在的数据应该更高一些了。高福利在带来“高幸福指数”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为用来高福利的那些钱并不是大风刮来的，而是整个社会的GDP贡献出来的，是纳税人交税交出来的。把社会财力用在高福利上，确实会对低收入人群甚至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安抚”作用，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获得生活保障也是必要的，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必须做到的一件事。
但同时，过于膨胀的高福利也会产生两个很大的副作用：一个是降低了工作人群工作的积极性，一个是养成了社会上闲散人员的懒惰习性。从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到今年10月23日在英国一辆货车的冷冻货柜中发现39具越南人尸体，暴露的是西方国家在国际人口流动之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一方面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大量的工作位置没人上岗，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闲散人员不去工作。
这样必然会使得大量的其它国家的劳动力争相去欧洲国家打工以获得高工资，但欧洲国家却又把自家的大门关得紧紧的，这样再倒逼“偷渡客”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入欧洲国家。这样的一个奇怪的连锁反应，恐怕是欧洲国家最不想看到的。很明显，光是对偷渡现象和“蛇头”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欧洲国家不反思自己国家制度上出现的那些问题，不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光治标那是治不了本的。
警钟已经在敲响，欧洲国家究竟能不能警醒呢？那到底高福利制度到底会给欧洲国家带来哪些问题呢？首先，高福利从某种意义上是在“鼓励”懒惰，抹杀勤快。既然“不劳”就可以“而获”，那么去工作去为社会积累财富就成了一种“义务”。尽管还是会有人愿意通过劳动来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但也肯定会有一些人宁愿什么都不去做，拿着国家给的高福利去过他自己悠哉悠哉的懒散生活。
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弥漫一种颓废之气，社会进步就成了一个完不成的任务，社会财富就会被高福利不断地消耗掉，这正是目期欧洲国家所面临的大困境。其次，高福利让人们没了后顾之忧，生育后代的欲望大大降低，从而导致了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在一个不用劳动付出就可以人人活的很好的社会里，结婚生子就都成了一种额外的负担，“单飞”也可以，“无后为大”也没什么问题，还有西方社会所培养的自私自利，都导致传统家庭结构的“过时”和“被嫌弃”。
这些年，过低的结婚率和生育率，还有人们寿命的不断提高，都导致了欧洲国家人口结构的普遍老龄化。目前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25个国家中，欧洲国家就占了有22个，而且欧洲国家中已经有18个国家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从生育率上看，德国2014年是1.44，法国是2.0，英国是1.8，整个欧盟的平均生育率是1.6！这些数字可谓触目惊心，生育率达不到2.0，那就意味着人口只能逐年减少，对此似乎神仙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再次，高福利拉抬了人力成本，本国人力用不起，那就只能用外来的了。欧洲国家自己国内的劳动力价格实在太高了，这对域外劳动力必然会产生极大的一种吸引力。而不管是通过正当途径进来的劳动力，还是通过非法途径进来的“偷渡客”，还是那些中东来的难民，这些人的进入，在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劳动力紧缺的燃眉之急以后，剩下的就是尾大不掉的外来人口导致社会大混乱这个大难题了。
默克尔对中东难民的态度的转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最初的“敞开怀抱”以后，默克尔就很快就尝到了难民忘恩负义的滋味。难民们到处惹是生非，少数难民更是无恶不作，而德国民众很快就变得一边倒的去指责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这样就逼的默克尔不得不改弦易张，最后只好收紧了德国收容中东难民的那扇“圣母之窗”。最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给欧洲国家带来的还不止是一个社会动乱问题，还有一个社会结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