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雍正即位时（1723），清入关已八十年。上上下下的满人均已深切汉化，而汉人也服服帖帖地接受统治，不似入关初期满人在文化上有自卑感，汉人有优越感。清廷必须敬重文化高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越汉人的西洋人，以压抑汉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重用西洋人有平衡文化水准的心理作用。四是满人既已高度汉化，自不能容忍排斥祭天、敬孔、祀祖仪俗的基督教。
皇帝是天之子，建有天坛以祭天。皇帝祀太庙是每年最隆重的大典。儒术是极有利于统治的学说，“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雍正将辅佐满人得天下的大批汉人功臣，均立《贰臣传》于《明史》之中，以其“不忠于明朝者，必不忠于我朝”。这些功臣早已死去，如何能“不忠”？主要是要维护君为臣纲的不变原则而已。儒家是拥护这些原则的卫道者，如何能不敬孔？综合上述四个原因，所以雍正即位后立即宣布禁教。
从西洋人到番人自传教士被禁止在中国内地传教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便被中断了，中国的西学也日渐凋零。从此，中国人更加不了解西方的一切，而此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只限于少数在东方以赚钱牟利为目的之商人的零星报告，中西两大文化遂因为缺少正当合理的接触机会而彼此隔膜日深。中西文化水乳交融的时期一去不返，从此人类两大文化体系遂各自循其特质发展，彼此自成一文化体系，各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和宗教信仰。
即使彼此稍有了解，也只是从各色人等在极复杂的动机下所做的零星与偏颇的报道中获得一些片段的知识。累积这些知识而构成的对另一方的概念，自是模糊不清，有失真概。诚如英国人米都斯所说：“英国专靠新闻报告，故对中国为不知，中国只有少数商人识‘广州英语’，此辈亦为中国人士所轻。”这便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情形。
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称为“西洋人”；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来华的欧洲人，中国以其来自西方，通称为“番人”或“夷人”，通称西方各国为“番邦”。这些“番人”，流品夹杂，良莠不齐，彼此之间复因利害冲突，互相攻讦于中国官吏之前，自难博得中国对“番人”的好感。其奸猾之徒为牟取个人赢利，亦常冒称贡使，从中国赚取赏赐。
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夷人不过是距中国辽远的藩属，其不同于朝鲜、缅甸、暹罗者，仅入贡的时期不一定而已，然其距离辽远，亦情有可原。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印象，更是恶劣万分。当时的人描写番人“白肌、猫眼、高鼻”，“须眉皆赤”，“足长尺二寸”，这些已足令人惊奇，何况加上浑身“气味奇臭”！至于“夷人”风俗习尚，他们认为英国国王可传位于其女，女有子，俟女死后立之，实已数易其姓，而国人犹以其为王之后，足见夷俗之陋。
法国国王是“男形而女性者”，法国人且食小儿。俄国女主幸男子，期年或数月即杀之，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道上下”！“犬羊之性”的“番人性嗜乳酪，胶结肠腹，唯大黄茶叶，荡涤称神”。如果数月不食，“有瞽目肠塞之患”。所以每遇有贵客的大宴会，“皆以大黄待客”，贫苦的人“亦必有一半两大黄囊胸前，舌舐而鼻嗅之”。
“大黄”茶叶只有中国出产，所以卑陋不文的夷人必须依赖中国。这些记载，不仅在民间流传着，皇帝、大臣亦深信无疑，即使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被人目为最通达“夷情”的魏源与夏燮也不反对这类荒诞不经的报道。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与鸦片战争17、18世纪时，欧洲的科学也正方兴未艾，如果从那时起便不断地与西方科学文明相接触，中国近代的科学虽不一定与欧洲并驾齐驱，但也不至如后来的事事不如人家。
如果从那时起中西便有正常的接触，也许近百年来中外交涉上的许多误会也不至于发生。不幸的是这个自然而合理的文化津梁，被传教士的内讧、教皇的浅识与中国情势的改变而被中断。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的发展，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遭受无穷灾难的根源。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中国同西方在文化上互相接触了解的机会虽然丧失，但中外的关系并未断绝。
因为欧洲自17世纪起，海外开拓的事业与帝国主义的思想正如日中天，哪能放过中国这一片大好河山与市场，所以此后中外的贸易关系仍然维持，而且日盛一日。两种历史文化传统迥然有别的国家，既不能有历史文化上的正常接触，而两方又必须有商务往来时，问题便发生了。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不仅是两个文化迥异的世界，而且是两个互相不了解、在观念上彼此对立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