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卿秦朝时期，在“三公”之下设有“九卿”。郑板桥44岁中进士，中二甲第八十八名，但他在京城等了一年，也没等到朝廷的分配，不得不回到家乡，5年后，他再次入京等待，刚好受到慎郡王允禧的重视，在允禧的推荐下，郑板桥才有机会去范县做知县。在《胜算》中继续引用这家伙的身份，其实是有暇疵的。
县令和知县有什么区别？
从春秋战国时代起，秦国等诸侯国已经逐渐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而此时的县级最高长官就已经被称为“令”了，这是“县令”的起源。到了秦汉时期，常规情况下，一般对人口万户以上的县的长官称为“县令”，不满万户的则称为“县长”。到了南北朝时期，每个国家的疆域都很不稳定，人口也大量流失，每朝每国一般将县的最高长官统统称为“县令”。
当然，在唐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偶尔有县里的其他官员临时代理县令职权的情况，这时候这个官员就被称为“知县事”，这是是“知县”一词的起源。总体来说，秦汉至隋唐，主流的称呼还是县令。而此时，由于中原王朝作为千年东亚文明圈的宗主，县令一次也被传播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称为这些地区各国的一县之长的称谓。到了宋代，“县令”这一称谓开始出现变化。
由于唐朝后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极其严重，也导致了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严重后果，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剥夺武将们的兵权，而对于如何抑制地方官员的权力也是苦思冥想。终于，赵匡胤从唐朝的“知县事”职位里受到启发，他索性不再正式任命地方官员，而是由中央派遣官员下去，代理地方的事务，称为“知事”，“知”谐音为“执”，也就是执掌、主持的意思，相应的，以前朝代的县令、太守、刺史等称谓也统统被相应的“知州”、“知府”、“知县”等“知”字头的名称代替。
赵匡胤通过这个办法，逐渐废除了前朝的前朝的刺史、太守、县令等职位，从此，宋代以后在名义上就没有正式的地方官了，地方事务都是由中央派遣官员署理，“县令”和“知县”一字之差，其背后是中央集权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那些明清时代的电视剧里，府县的最高长官都是“知”字头的称呼。不过元代县的主官改称县尹，明、清还是以知县为一县的正式长官，正七品，俗称“七品芝麻官”。
知县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在明清时期，要当上一名知县，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读书人辛苦一辈子，等了一辈子，也没当上县太爷。在清代，一个人要坐上知县的位置，要么通过正常的科举之路，要么就走买官、举荐的他途。在清代，一个读书人，要一路通过童生试、乡试、会试三大关口，先后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这才拥有成为知县的资格。
这每一关都很不容易，几乎都是百里挑一的竞争激烈。而如果要买官，在清末，捐个知县的价格需要4600两银子，这相当于130个家庭一年的生活开支，除非富贵人家，一般人家根本捐不起。但是，不管你通过科举，还是通过买官，你都是只获得了做知县的资格而已，接下来，你就得排队候选，等待“出缺”。清朝时期，全国有1500个知县的职位，但是每3年一次的会试会产生200多个进士，再加上6年一次的大挑考试以及不定期的恩科考试，即使在清朝前期，竞争者已经非常激烈，而到了清朝后期，买官之风流行，就把更为庞大的买官者放进了这个等待的池子里。
而只有出现在职知县死亡或者去职了，才能补上一个候选官员，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等待的时间是极其漫长的。郑板桥44岁中进士，中二甲第八十八名，但他在京城等了一年，也没等到朝廷的分配，不得不回到家乡，5年后，他再次入京等待，刚好受到慎郡王允禧的重视，在允禧的推荐下，郑板桥才有机会去范县做知县。郑板桥运气还算不错，有一个叫刘黎阁的人，候补了26年，很多人候补了一辈子，也没等到上任的圣旨，有个叫王竹的人，候补了20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上任荆溪知县的圣旨，却在4天后就去世了。
日本的县领导为什么叫知事不叫县长？
中国古代的县领导，称作知县。中国民间的老百姓中，有身份德高望重的人，遇到事情当头头，头头们是执事人，称作执事。在历史上，日本曾是中国的番属国，日本人学习中国人化，千百年来不遗余力。日本在县领导的称呼上，于知县二字中取一知字，于执事二字中取一事字，称作知事。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不照搬灵活运用，哎，他们挺聪明挺能的！。
秦朝建立第一个封建一统的封建制国家，秦朝的官制是怎么样的？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为了加强中央专制集权，对战国以来的官僚制度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理，建立起一整套、整齐划一的行政机构，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央官制的核心被后世称之为“三公九卿”制度。什么是三公三公学说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荀子 儒效》：“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孟子 尽心上》：“不以三公易其介。
”却没有清除的说明什么是三公，三公的具体职位是什么，负责那些事情。说明早期的三公，与我们后来理解的三个官职并无关系，三公并不表示有三个公，也不表示是三个官职的合称。在秦汉的官僚制度中，三公开始由一种泛称、一种理论，向实际的政制转化。但并没有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视为三公。西汉初期，关于三公的说法已成两派，一派认为是太师、太傅、太保，一派认为是司徒、司马、司空。
至西汉晚期三公制最终形成，并且是按司徒、司马、司空来建制的。而在秦朝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视为三公，应该是三公说与现实政治相比较的一种体现。丞相制度丞相制度就是秦朝官僚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相国、丞相，皆秦官。”西周、春秋以来已有所谓“相”、“傧相”之称，“出接宾曰摈（傧），入赞礼曰相。
”孔子就曾担任鲁国的“相”。到战国后期，“相”才成为总理一国内职事的高级官僚，“相者，百官之长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相国，复置丞相，设一员称丞相，设二员称左、右丞相。秦二世在位时期，诛杀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后， 以赵高为中丞相，于是秦宰相又有中丞相一名。丞相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封建官僚机构逐渐完善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丞相不仅不是世袭的，也不是终身任职的，国君和皇帝不以“亲”、“贵”而以“贤”、“能”选拔大臣，这对秦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丞相制度的出现是任官制度上突破宗法界限和改变世卿世禄的重要标志。第二，丞相制度建立后，与春秋战国时代相比，掌握实权的人数减少了，国家权力就更容易集中，从而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杜绝了春秋战国以来“政出私门”的现象。
这一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沿袭，影响深远。御史大夫为了牵制丞相，御史大夫就应运而生了。《汉书 百官公卿表》说：“御史大夫，秦官。”周朝已有“御史”之称，《周礼 春官》：“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可见，周代“御史”已是一种正式官职，但其地位并不高。战国时期，御史的职掌已很清楚。
《史记 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秦昭王与赵惠文王会于渑池时，“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也迫使秦王击缶，“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可见，秦赵两国御史均为跟随国君左右的记事官或掌管文书的官吏。秦始皇时期“御史大夫”的设立提高了御史的地位，其地位仅次于丞相，是秦中央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
秦朝御史大夫的职掌相当广泛，“在殿中，掌图籍秘书”，“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还负责掌管律令和司法审判事务。因为御史大夫侍奉皇帝左右，极容易成为皇帝的心腹。秦始皇使御史大夫和丞相既相互辅佐又相互制约的做法也对后代影响深远。掌管军事的太尉据史书记载，秦朝还设有“太尉”一职，职掌军事，其地位与丞相相当。所以后人将“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合称为“三公”，成为秦汉时期中央政府里最高的三个官职。
《汉书 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八中也提到：“太尉，秦官。汉因之，金印紫绶，掌武事。”奇怪的是，史书中却没有记录过秦朝有哪个人被授予“太尉”之职，难道这一职位并不存在吗？很有可能是秦朝不一定存在“太尉”那样固定的最高武官的职位，领兵出征的将领大多数都是临时任命的，除白起、王翦等著名武将外，有时丞相也会出征，也有可能派出去的是一般官吏，而将调兵之权都集中在秦王手中。
九卿秦朝时期，在“三公”之下还设有“九卿”。先秦文献中关于九卿之说的确切记载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 孟春纪》云：“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可视为“九卿”一词的最早出处。先秦文献中的九卿说与先秦的实际政制情况并不一样。一般认为三公是政务官，而九卿则是事务官、行政官。九卿的职能主要是与天子的私事有关，九卿的设置及其功能侧面的说明封建时期设官治理国家的考虑还不成熟，也是封建社会初期国家事务不多，天子及皇族事务压倒一切的表现。
最后说一说，掌管刑狱的廷尉。廷尉，《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秦官，掌刑辟”。主管刑狱，为秦朝全国最高司法官。廷尉的职责就是依法行事，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不轻不重，更不能徇私枉法。但实际生活中廷尉更多的还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总结秦朝的官僚制度在汉朝最后定型，而秦汉以后的封建王朝的官僚制度又多继承汉代而加以发展，从而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官制的基本格局最终得以确立。
《胜算》涩谷下令就地处决了8名高级军官，他哪来的绝对权力？
谍战剧中最先启用涩谷这个日酋名字的，当然就是前几年热播的《悬崖》，里面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的顶头上司就是涩谷三郎。《悬崖》的这个人设是禁得住推敲的，因为涩谷确实担任过伪“滨江省警务厅长”，类似于现在省厅和市局的关系。但是在《胜算》中继续引用这家伙的身份，其实是有暇疵的。涩谷三郎后来混成了伪满“警务司长”（警察最高职务）和伪满“治安部次长”（日本副职，但等于伪满军警特的一把手），陆军中将衔，权力非常之大，是整个东北地区镇压抗日力量的核心人物，赵一曼烈士就是他下令杀害的。
但是要注意，前述的“军”是指伪军、“特”是指伪满特务机关，换句话说，他唯独没有指挥日本关东军的权力。之前撰文介绍过，关东军在伪满属于“太上皇”一般的存在，是独立于伪满所有行政和军事机构之外的。所以无论成田中将和他的七名同伙有多大的罪名，伪满警察系统、保安系统都无权抓捕他们，因为这帮家伙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就更别提什么“就地正法”了。
真正有权出面逮捕这些军官的，只有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所以如果想符合历史，《胜算》里面的这位涩谷将军就不可能是警察系统和保安系统的大员，因为那些单位从表面上看属于伪满机构，唯一合理的身份应该是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不过这就有两点对不上了，第一真实的涩谷三郎本人没有关东军的职务，第二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的军衔多为少将，剧中却是两颗星。
反正是电视剧嘛，我们只说历史，不较闲真。那么假定《胜算》里的这个涩谷确实是关东军宪兵司令官，那么他就真有逮捕和处决高级军官的权力，别看这个职务只是少将衔，但是作为日本陆军的“军队中的警察”，根据规定，宪兵有权对超过自己三级的军官动手，那么陆军中将当然不在话下。尤其是东条英机出任首相以后，宪兵的权力被他进一步放大（这厮曾任关东军少将宪兵司令）。
作为关东军的宪兵司令官，有权干预一切涉及情报、反谍、反满抗日活动等事务，那么当然也就能够对伪满保安局、警察厅发号施令。同样，上述机构如果在办案中涉及到关东军的军事人员，也得请求宪兵配合调查和抓捕，所以《胜算》当中动用宪兵队包围成田司令部是没错的，但是让四个中国人去扣押或者“限制”成田，那就是扯淡了。抬杠点说，无论是警察厅长还是保安局长，无论是伪满警官还是日本警官，敢去关东军驻地抓捕高级将领，那都得被警卫部队给突突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权限。
假定保安局侦察到成田是苏谍，也得通报给宪兵队去抓人，否则就是福原这个日本局长去了也得吃瘪，因为伪满任何机构都管不了关东军，人家是自成系统，否则为啥叫“太上皇”呢？所以川入胜一这个保安局头头，也无权处置被扣留在成田师团司令部的七名高级军官，而必须请示代表关东军高层的涩谷中将，如果间谍罪证剧确凿，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有权命令抓捕这一帮子中将和少将，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否有权下令就地处决呢？还是扯淡，因为这些军官级别太高了，枪毙将级以上军官，没有陆军大臣的签字，谁也不敢。因为按照二战日本军制，少将衔以上军官为“敕任官” ，持有天皇颁发的“敕任书”，不经过军法审判和陆军大臣同意，可以抓，却不能杀，否则那就是蔑视天皇的权威了。比如进攻印度失败的那个缅甸方面军所属师团长佐藤中将，处理的程序是：解职奉调回国、军事法庭审理、宣布判处死刑，然后陆军大臣要上奏知晓，最后才能执行。
所以一古脑随随便编就杀了七名将军（好像有个大佐？）是不可想象的，涩谷就算是宪兵司令官也没有这个权力，杀个把尉官和佐官还有可能。《胜算》毕竟是文学作品，为了剧情需要与历史有些出入，也无可厚非，而我们的目的，则是通过剧情了解更多历史，这是并不矛盾的两件事情。最后说下那个即将从东京来的“大先生”，日本陆军的最高情报单位是参谋本部第二部，但是它却没有直接指挥各级特务机关的权力，而只是业务协调和指导。
真正能够干涉关东军情报和谍战事务的，其实是日本陆军几个元老级大特务，比如已经担任方面军司令的土肥原贤二，仍然可以对各战略区的谍情事务指手画脚，同时也会在东京军部为大小特务们撑腰，所以这个“大先生”的原型，就应该是已经晋升陆军大将的土肥原。《胜算》既然没有正式点名为“涩谷三郎”，其实那就是个似是而非的角色，理解为关东军主管情报的副参谋长也无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