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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腐败,基层干部贪腐谋私方面指什么

来源:整理 时间:2022-06-30 17:48:54 编辑:教育管理 手机版

1,基层干部贪腐谋私方面指什么

基层干部贪腐谋私方面指贪占挪用挥霍集体财务、套取骗取国家补贴补助款、截留克扣冒领惠民资金、滥用权力吃拿卡要中饱私囊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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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贪腐谋私方面指什么

2,如何严查基层腐败问题

一是严明纪律要求,筑牢制度“防线”。全面实施村级事务“四议两公开”工作法、重大事项及重点工作运行公示制、村民议事会等制度,完善城乡低保评定、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农村危旧房改造申报等惠民政策落实方面的制度,县、镇两级分层负责对镇、村执行情况定期开展监督检查,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二是开展专项整治,划定监督“红线”。针对扶贫资金发放、农村“三资”管理、为民便民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开展惠民政策落实、公共资源交易、重点项目建设、涉农资金使用、执法司法运作、为民便民服务等六项规范治理,三是严惩腐败行为,明确审查“高压线”。拓宽群众投诉举报渠道,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反映问题的监控、分析和处置,对有价值的案件线索优先受理、优先处置,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探索联合办案、交叉办案和督查督办、重点案件下查一级等办法和措施,形成办案合力,不断提高惩治及时性、有效性,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威慑功能。四是强化责任追究,突出问责“底线”。充分发挥考核工作“指挥棒”“风向标”作用,县纪委在年初与各镇和部门单位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中,把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一项重点任务,针对镇和部门单位工作不同性质,按照镇上突出扶贫政策精准落地、部门单位突出项目资金安全使用的思路,实行差别化考核管理。同时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重的镇和单位,严肃追究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县纪委 施惠荣)

如何严查基层腐败问题

3,如何应对基层腐败

基层的腐败现象还是非常多的,对此我们可以采用制度防腐。完善相关的制度,加大处罚的力度。采取多曝光的方式。

如何应对基层腐败

4,基层公务员35岁没有晋升还有机会吗

这次疫情考验了基层工作,对基层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吃苦耐劳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好多基层工作者顾大家,舍小家,一心扑在抗疫上。如果满分是100分,我给100+
这次疫情考验了基层工作,对基层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吃苦耐劳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好多基层工作者顾大家,舍小家,一心扑在抗疫上。如果满分是100分,我给100+其实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管理制度出现缺陷,都会导致这个王朝最终的灭亡,以及财政体系的崩溃。明朝其实在我国的封建制度之中拥有一定重要的地位。这是世界近代史开启以来,中国最后的一个汉人所统治的中央王朝。它的很多基层管理制度,既有中国传统的制度所在,也有与近代相类似的基层管理模式,当然明代一系列基层管理制度也存在着自身的贪腐问题进而导致整个财政体系崩溃。明朝一直实行中国传统地方统治模式的郡县制。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封建王朝作为稳定基层政治的一个单位,在很多民众的眼中,郡县制某种程度上其实比皇帝更容易贴近普通民众的社会现实,包括生产上的也包括生活上的,而一个王朝的彻底腐败往往并不是从中央政府开始而是从地方政府的。历朝历代的动乱也都是因为基层政府失去了自己的管理职能而导致社会出现暴乱进而殃及中央政府。自然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可以为一个王朝的灭亡逃避自己应有的责任,毕竟作为一个领头人,中央政府必须要绝对领导对地方基层的管理。当地方政府出现问题时,中央政府难辞其咎,只不过对于封建社会的普通人而言,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地方政府的命令就是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一旦地方政府出现了系统性的贪腐和恶霸的干扰。人们对于一系列社会不平等愤怒就会全部过渡到中央政府的身上,而产生推翻这一个封建王朝的社会运动。对于明朝本身而言,其实明朝最大的问题除了党争之外,还有社会税收。可以说明朝在第四任皇帝开始,税收问题就出现了系统性的弊端。导致明朝政府一直处于缺钱的基本情况之下,虽然张居正改革确定了考成法。对于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希望能够减轻底层民众的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减税降费的,实际上改革对于民众的财务剥削合法化了而已。民众要将拖欠官府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钱款,按照每年的不同比例如数交还到政府手中。纳入到地方官员考核政绩的问题上来。即便在初期进行了土地的丈量和重新划分,但是大量的土地依然在地方豪族地主以及地方藩王的手中。所以,最终民众负担太过繁重。同时又避免不了地方官对于地方事务的腐败以及贪污行为。明朝的官员是历史上俸禄最低的朝廷官员,地方官亦是如此,所以他们往往依附于地方豪强,两者相互合作,共同剥削民众。这是很多贪腐成为了地方常识,但是又不被国家认可。久而久之也对明朝的税收产生严重影响。在明朝时期,所要交的农业税相比于其他封建王朝而言,说实话并不高。甚至在朱元璋一手订立的不可更改的国家税收制度之中农业税的税收额是一个非常贫苦的人家,也是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朱元璋死后,这往往成为了一纸空文。相继添加了很多杂税,并且不计入政府的统一纳税当中。各个地方政府的剥削以及对于官员损耗的必要承担再加上土地丈量造假,很多土地名义上是农民的。实际上却在地主的手中。在交土地税的时候农民却还要多交这一部分的税收。当国家出现刺激经济允许土地买卖政策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会迅速破产,并且自己的土地卖给大地主进而成为流民。之前明朝境内的流民高达数百万,并且时常遭到各地政府的驱赶。明朝的这一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过。朱元璋非常讨厌那些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化的官员,认为这些都是地方官员贪污的绝佳理由。同时出身于农民家庭,登上大明王朝的皇帝位置以后,由于朱元璋对农村的基本状况十分了解,所以对于土地兼并的打击力度非常大。在初期确实起到了均贫富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也使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地主积怨甚深,一旦中央政府的管控力度减弱,就会造成恶性反弹,而民众往往是最终的受害者。明朝初期的严厉打击并没有阻止地方官员和大地主搜刮民间财富。最终造成了明朝虽然禁止土地买卖,但是土地兼并的现象却比宋朝这个不阻碍土地兼并的王朝更加严重。而且由于对土地的严格管理,使得资本主义萌芽一直没有真正盘活明朝的地方经济,大明王朝为了生存进一步增加农业税的征收力度。这种既保护小农经济不允许土地买卖,同时又加大小农经济的财税负担,使得社会的很多关系趋于紧张。商人贵族,地方官员依然将自己的魔爪伸向固有的土地。在各个阶层利益相互争夺的情况之下,国家的财政体系和基本税收制度被破坏。整个明朝后半期都处于征不上足够税额的状态,即便土地可耕种的面积是宋朝的1.5倍以上。而且明朝后期用钱的地方特别多,必须保证所有土地的征收税额是在规定的80%以上才能够基本收支平衡。但是这种收支平衡是建立在民众交重税,而地方的地主和藩王不交税的基础之上的。表面上暂时可以交每亩土地应缴纳数额的80%就可以,但实际上天下有一半的土地都不在农民手里,这就意味着农民要交的土地税是原先规定的160%。这还仅仅是土地税,当明朝末年北方的努尔哈赤带来了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之下,当明朝的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即便三饷加派的税额平均到每亩土地上只有3.6厘。普通民众也因为无法缴纳,甚至还要受到地方官员的压迫,而被迫放弃自己工作的土地,成为流民到处逃亡。而明代基层税收体系的腐败也导致了地方治安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地方司法成为了地方势力的维护工具,掌握了地方的生杀予夺大权。社会的公平正义被打破甚至被抛弃,成为一纸空文。虽然在初期明朝的基层民众治理体系是也算比较先进,但是受制于地方腐败,最终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收不上来税的明朝政府最终财政体系崩溃,而民众也揭竿而起推翻了这个王朝。
这次疫情考验了基层工作,对基层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吃苦耐劳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好多基层工作者顾大家,舍小家,一心扑在抗疫上。如果满分是100分,我给100+其实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管理制度出现缺陷,都会导致这个王朝最终的灭亡,以及财政体系的崩溃。明朝其实在我国的封建制度之中拥有一定重要的地位。这是世界近代史开启以来,中国最后的一个汉人所统治的中央王朝。它的很多基层管理制度,既有中国传统的制度所在,也有与近代相类似的基层管理模式,当然明代一系列基层管理制度也存在着自身的贪腐问题进而导致整个财政体系崩溃。明朝一直实行中国传统地方统治模式的郡县制。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封建王朝作为稳定基层政治的一个单位,在很多民众的眼中,郡县制某种程度上其实比皇帝更容易贴近普通民众的社会现实,包括生产上的也包括生活上的,而一个王朝的彻底腐败往往并不是从中央政府开始而是从地方政府的。历朝历代的动乱也都是因为基层政府失去了自己的管理职能而导致社会出现暴乱进而殃及中央政府。自然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可以为一个王朝的灭亡逃避自己应有的责任,毕竟作为一个领头人,中央政府必须要绝对领导对地方基层的管理。当地方政府出现问题时,中央政府难辞其咎,只不过对于封建社会的普通人而言,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地方政府的命令就是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一旦地方政府出现了系统性的贪腐和恶霸的干扰。人们对于一系列社会不平等愤怒就会全部过渡到中央政府的身上,而产生推翻这一个封建王朝的社会运动。对于明朝本身而言,其实明朝最大的问题除了党争之外,还有社会税收。可以说明朝在第四任皇帝开始,税收问题就出现了系统性的弊端。导致明朝政府一直处于缺钱的基本情况之下,虽然张居正改革确定了考成法。对于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希望能够减轻底层民众的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减税降费的,实际上改革对于民众的财务剥削合法化了而已。民众要将拖欠官府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钱款,按照每年的不同比例如数交还到政府手中。纳入到地方官员考核政绩的问题上来。即便在初期进行了土地的丈量和重新划分,但是大量的土地依然在地方豪族地主以及地方藩王的手中。所以,最终民众负担太过繁重。同时又避免不了地方官对于地方事务的腐败以及贪污行为。明朝的官员是历史上俸禄最低的朝廷官员,地方官亦是如此,所以他们往往依附于地方豪强,两者相互合作,共同剥削民众。这是很多贪腐成为了地方常识,但是又不被国家认可。久而久之也对明朝的税收产生严重影响。在明朝时期,所要交的农业税相比于其他封建王朝而言,说实话并不高。甚至在朱元璋一手订立的不可更改的国家税收制度之中农业税的税收额是一个非常贫苦的人家,也是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朱元璋死后,这往往成为了一纸空文。相继添加了很多杂税,并且不计入政府的统一纳税当中。各个地方政府的剥削以及对于官员损耗的必要承担再加上土地丈量造假,很多土地名义上是农民的。实际上却在地主的手中。在交土地税的时候农民却还要多交这一部分的税收。当国家出现刺激经济允许土地买卖政策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会迅速破产,并且自己的土地卖给大地主进而成为流民。之前明朝境内的流民高达数百万,并且时常遭到各地政府的驱赶。明朝的这一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过。朱元璋非常讨厌那些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化的官员,认为这些都是地方官员贪污的绝佳理由。同时出身于农民家庭,登上大明王朝的皇帝位置以后,由于朱元璋对农村的基本状况十分了解,所以对于土地兼并的打击力度非常大。在初期确实起到了均贫富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也使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地主积怨甚深,一旦中央政府的管控力度减弱,就会造成恶性反弹,而民众往往是最终的受害者。明朝初期的严厉打击并没有阻止地方官员和大地主搜刮民间财富。最终造成了明朝虽然禁止土地买卖,但是土地兼并的现象却比宋朝这个不阻碍土地兼并的王朝更加严重。而且由于对土地的严格管理,使得资本主义萌芽一直没有真正盘活明朝的地方经济,大明王朝为了生存进一步增加农业税的征收力度。这种既保护小农经济不允许土地买卖,同时又加大小农经济的财税负担,使得社会的很多关系趋于紧张。商人贵族,地方官员依然将自己的魔爪伸向固有的土地。在各个阶层利益相互争夺的情况之下,国家的财政体系和基本税收制度被破坏。整个明朝后半期都处于征不上足够税额的状态,即便土地可耕种的面积是宋朝的1.5倍以上。而且明朝后期用钱的地方特别多,必须保证所有土地的征收税额是在规定的80%以上才能够基本收支平衡。但是这种收支平衡是建立在民众交重税,而地方的地主和藩王不交税的基础之上的。表面上暂时可以交每亩土地应缴纳数额的80%就可以,但实际上天下有一半的土地都不在农民手里,这就意味着农民要交的土地税是原先规定的160%。这还仅仅是土地税,当明朝末年北方的努尔哈赤带来了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之下,当明朝的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即便三饷加派的税额平均到每亩土地上只有3.6厘。普通民众也因为无法缴纳,甚至还要受到地方官员的压迫,而被迫放弃自己工作的土地,成为流民到处逃亡。而明代基层税收体系的腐败也导致了地方治安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地方司法成为了地方势力的维护工具,掌握了地方的生杀予夺大权。社会的公平正义被打破甚至被抛弃,成为一纸空文。虽然在初期明朝的基层民众治理体系是也算比较先进,但是受制于地方腐败,最终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收不上来税的明朝政府最终财政体系崩溃,而民众也揭竿而起推翻了这个王朝。原本教师是教育局聘用,人事关系绑在学校。虽然聘用协议也是三年一签,但工作是相对稳定的铁饭碗,和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只要老老实实上班,踏踏实实工作,师德和工作考核合格,不违纪违法不出重大事故,那么都会续聘,基本就不存在解聘风险,违法乱纪的才能由教育局处理,哪怕和校领导吵个脸红脖子粗学校也没权力开除教师,铁饭碗就是此意。即便一直以来教师收入不高,还是有许多人图个稳定工作来从教。教师如果要去其他学校,只有两个途径,竞岗考试和调动。现在改一改,理论上来说教师不再与学校绑定,把所有教师都成教育局的人,学校仅提供岗位由教师自由竞争上岗,于是理论上来说教师到县内任何一个学校任教都可以,所有教师变成流动的不与学校绑定,以实现教育均衡,这个逻辑就很奇怪,如果教师真的变成自由流动的,必然会造成最优秀年轻的教师在城镇学校扎堆,只可能让教育不均衡更加严重。并且实际上这种做法不具任何可操作性,一个学校原本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运作机制,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教研系统甚至学校的软硬件设施都要进行长期的磨合才能较好运转,如果每次都全部打散了重组,学校还能不能正常运转,还能不能开课都成问题。于是落实下来以后就要大大简化以具备可操作性,以浙江省为例,各地到最后基本就是学校领导干部不动,工勤不动,老弱病残孕不动,只对正常工作的一线教师进行主观程度非常高的竞聘。这就很玄学了,如果按照编制数设置岗位,那么各个学校就都会聘任自己学校的教师就都都不动了。于是有了一个生硬的规定——必须只设置编制数的百分之多少的岗位数,也就是必须淘汰百分之多少的教师。于是这个政策最终就成了莫名其妙的淘汰一批教学一线教师的政策了。至于教育法规定的不能无故随意解聘教师的法律条文怎么办?地方政府有办法,推出自己的解释,宣布不服从调剂到偏远的山沟沟里为不服从组织安排,不服从组织安排定为师德不合格,作为解聘理由。如果不服,向竞聘小组反映,向县里反映,但不得上访……(但规定就是县里出的,县里按照市里来的,市里是根据省里指示的)于是最后就成了学校借机掌握对教师的生杀大权,这一政策极大加强了学校的权力,强行要求学校百分之多少教师淘汰,直接就是砸了一线教师的铁饭碗,于是每一次竞聘其实就是在一线教师之中挑一些不善于搞人际关系的倒霉鬼或者领导不喜欢的刺头调走、待聘或者解聘,尊师重教成了个笑话,竞聘场面只有斯文扫地一地鸡毛,各地竞聘的方式不外乎演说、投票等方式,靠的多半是人际关系,和教师职业技能业务水平关系很小,甚至比以往某些按学生成绩排名的养蛊学校更无厘头,人为制造教师之间的不团结,逼着人搞小团体自保,一边把各种心底的恶都给激发出来互相争斗告发抓辫子。至于什么城乡教育均衡完全是鬼话,把一线教师解聘一批,或者把落聘的教师调到乡村里能促进教育均衡才见了鬼了。真想要均衡,早就有一系列的举措,加大原有的支教制度规模和补贴力度,同时完善竞岗(选调)制度,平调公开化,在工资待遇评优评先职称晋升方面优待吸引优秀城镇教师挤破脑袋主动过去啊。本来这几年正是支教制度进一步深入扩展实施的时候,却突然来了这么一遭。前些年教育部提倡优秀校长和优秀教师轮岗到薄弱学校以促进教育均衡,并给予各种倾斜扶持,这是没毛病的,但不知怎的搞成了这样。现在这种扭曲的县管校聘如果长久下去,但凡有别的出路,稍微有两把刷子的教师都会考虑去做别的——把教师最重要的铁饭碗砸了。既然都不是铁饭碗,还不如去私立学校或者找个公司上班或者搞辅导班,收入还高还不用受这份气,老实教书不擅长搞关系的则逐渐被这规则淘汰掉,最后留在教师队伍中的,就是那种圆滑擅长钻营搞关系又没什么本事的。我不知道这是部里颁下的规定还是各地省厅市局集体曲解了部里的意思,总之落实到县里的状况是各地鸡飞狗跳鸡犬不宁,联想到前些年对私立学校的大力扶持,于是我不禁怀疑这个政策是不是想要用“冷暴力裁员”的方式把一线公办教师逐渐赶到私立学校去。
这次疫情考验了基层工作,对基层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吃苦耐劳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好多基层工作者顾大家,舍小家,一心扑在抗疫上。如果满分是100分,我给100+其实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管理制度出现缺陷,都会导致这个王朝最终的灭亡,以及财政体系的崩溃。明朝其实在我国的封建制度之中拥有一定重要的地位。这是世界近代史开启以来,中国最后的一个汉人所统治的中央王朝。它的很多基层管理制度,既有中国传统的制度所在,也有与近代相类似的基层管理模式,当然明代一系列基层管理制度也存在着自身的贪腐问题进而导致整个财政体系崩溃。明朝一直实行中国传统地方统治模式的郡县制。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封建王朝作为稳定基层政治的一个单位,在很多民众的眼中,郡县制某种程度上其实比皇帝更容易贴近普通民众的社会现实,包括生产上的也包括生活上的,而一个王朝的彻底腐败往往并不是从中央政府开始而是从地方政府的。历朝历代的动乱也都是因为基层政府失去了自己的管理职能而导致社会出现暴乱进而殃及中央政府。自然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可以为一个王朝的灭亡逃避自己应有的责任,毕竟作为一个领头人,中央政府必须要绝对领导对地方基层的管理。当地方政府出现问题时,中央政府难辞其咎,只不过对于封建社会的普通人而言,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地方政府的命令就是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一旦地方政府出现了系统性的贪腐和恶霸的干扰。人们对于一系列社会不平等愤怒就会全部过渡到中央政府的身上,而产生推翻这一个封建王朝的社会运动。对于明朝本身而言,其实明朝最大的问题除了党争之外,还有社会税收。可以说明朝在第四任皇帝开始,税收问题就出现了系统性的弊端。导致明朝政府一直处于缺钱的基本情况之下,虽然张居正改革确定了考成法。对于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希望能够减轻底层民众的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减税降费的,实际上改革对于民众的财务剥削合法化了而已。民众要将拖欠官府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钱款,按照每年的不同比例如数交还到政府手中。纳入到地方官员考核政绩的问题上来。即便在初期进行了土地的丈量和重新划分,但是大量的土地依然在地方豪族地主以及地方藩王的手中。所以,最终民众负担太过繁重。同时又避免不了地方官对于地方事务的腐败以及贪污行为。明朝的官员是历史上俸禄最低的朝廷官员,地方官亦是如此,所以他们往往依附于地方豪强,两者相互合作,共同剥削民众。这是很多贪腐成为了地方常识,但是又不被国家认可。久而久之也对明朝的税收产生严重影响。在明朝时期,所要交的农业税相比于其他封建王朝而言,说实话并不高。甚至在朱元璋一手订立的不可更改的国家税收制度之中农业税的税收额是一个非常贫苦的人家,也是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朱元璋死后,这往往成为了一纸空文。相继添加了很多杂税,并且不计入政府的统一纳税当中。各个地方政府的剥削以及对于官员损耗的必要承担再加上土地丈量造假,很多土地名义上是农民的。实际上却在地主的手中。在交土地税的时候农民却还要多交这一部分的税收。当国家出现刺激经济允许土地买卖政策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会迅速破产,并且自己的土地卖给大地主进而成为流民。之前明朝境内的流民高达数百万,并且时常遭到各地政府的驱赶。明朝的这一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过。朱元璋非常讨厌那些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化的官员,认为这些都是地方官员贪污的绝佳理由。同时出身于农民家庭,登上大明王朝的皇帝位置以后,由于朱元璋对农村的基本状况十分了解,所以对于土地兼并的打击力度非常大。在初期确实起到了均贫富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也使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地主积怨甚深,一旦中央政府的管控力度减弱,就会造成恶性反弹,而民众往往是最终的受害者。明朝初期的严厉打击并没有阻止地方官员和大地主搜刮民间财富。最终造成了明朝虽然禁止土地买卖,但是土地兼并的现象却比宋朝这个不阻碍土地兼并的王朝更加严重。而且由于对土地的严格管理,使得资本主义萌芽一直没有真正盘活明朝的地方经济,大明王朝为了生存进一步增加农业税的征收力度。这种既保护小农经济不允许土地买卖,同时又加大小农经济的财税负担,使得社会的很多关系趋于紧张。商人贵族,地方官员依然将自己的魔爪伸向固有的土地。在各个阶层利益相互争夺的情况之下,国家的财政体系和基本税收制度被破坏。整个明朝后半期都处于征不上足够税额的状态,即便土地可耕种的面积是宋朝的1.5倍以上。而且明朝后期用钱的地方特别多,必须保证所有土地的征收税额是在规定的80%以上才能够基本收支平衡。但是这种收支平衡是建立在民众交重税,而地方的地主和藩王不交税的基础之上的。表面上暂时可以交每亩土地应缴纳数额的80%就可以,但实际上天下有一半的土地都不在农民手里,这就意味着农民要交的土地税是原先规定的160%。这还仅仅是土地税,当明朝末年北方的努尔哈赤带来了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之下,当明朝的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即便三饷加派的税额平均到每亩土地上只有3.6厘。普通民众也因为无法缴纳,甚至还要受到地方官员的压迫,而被迫放弃自己工作的土地,成为流民到处逃亡。而明代基层税收体系的腐败也导致了地方治安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地方司法成为了地方势力的维护工具,掌握了地方的生杀予夺大权。社会的公平正义被打破甚至被抛弃,成为一纸空文。虽然在初期明朝的基层民众治理体系是也算比较先进,但是受制于地方腐败,最终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收不上来税的明朝政府最终财政体系崩溃,而民众也揭竿而起推翻了这个王朝。原本教师是教育局聘用,人事关系绑在学校。虽然聘用协议也是三年一签,但工作是相对稳定的铁饭碗,和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只要老老实实上班,踏踏实实工作,师德和工作考核合格,不违纪违法不出重大事故,那么都会续聘,基本就不存在解聘风险,违法乱纪的才能由教育局处理,哪怕和校领导吵个脸红脖子粗学校也没权力开除教师,铁饭碗就是此意。即便一直以来教师收入不高,还是有许多人图个稳定工作来从教。教师如果要去其他学校,只有两个途径,竞岗考试和调动。现在改一改,理论上来说教师不再与学校绑定,把所有教师都成教育局的人,学校仅提供岗位由教师自由竞争上岗,于是理论上来说教师到县内任何一个学校任教都可以,所有教师变成流动的不与学校绑定,以实现教育均衡,这个逻辑就很奇怪,如果教师真的变成自由流动的,必然会造成最优秀年轻的教师在城镇学校扎堆,只可能让教育不均衡更加严重。并且实际上这种做法不具任何可操作性,一个学校原本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运作机制,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教研系统甚至学校的软硬件设施都要进行长期的磨合才能较好运转,如果每次都全部打散了重组,学校还能不能正常运转,还能不能开课都成问题。于是落实下来以后就要大大简化以具备可操作性,以浙江省为例,各地到最后基本就是学校领导干部不动,工勤不动,老弱病残孕不动,只对正常工作的一线教师进行主观程度非常高的竞聘。这就很玄学了,如果按照编制数设置岗位,那么各个学校就都会聘任自己学校的教师就都都不动了。于是有了一个生硬的规定——必须只设置编制数的百分之多少的岗位数,也就是必须淘汰百分之多少的教师。于是这个政策最终就成了莫名其妙的淘汰一批教学一线教师的政策了。至于教育法规定的不能无故随意解聘教师的法律条文怎么办?地方政府有办法,推出自己的解释,宣布不服从调剂到偏远的山沟沟里为不服从组织安排,不服从组织安排定为师德不合格,作为解聘理由。如果不服,向竞聘小组反映,向县里反映,但不得上访……(但规定就是县里出的,县里按照市里来的,市里是根据省里指示的)于是最后就成了学校借机掌握对教师的生杀大权,这一政策极大加强了学校的权力,强行要求学校百分之多少教师淘汰,直接就是砸了一线教师的铁饭碗,于是每一次竞聘其实就是在一线教师之中挑一些不善于搞人际关系的倒霉鬼或者领导不喜欢的刺头调走、待聘或者解聘,尊师重教成了个笑话,竞聘场面只有斯文扫地一地鸡毛,各地竞聘的方式不外乎演说、投票等方式,靠的多半是人际关系,和教师职业技能业务水平关系很小,甚至比以往某些按学生成绩排名的养蛊学校更无厘头,人为制造教师之间的不团结,逼着人搞小团体自保,一边把各种心底的恶都给激发出来互相争斗告发抓辫子。至于什么城乡教育均衡完全是鬼话,把一线教师解聘一批,或者把落聘的教师调到乡村里能促进教育均衡才见了鬼了。真想要均衡,早就有一系列的举措,加大原有的支教制度规模和补贴力度,同时完善竞岗(选调)制度,平调公开化,在工资待遇评优评先职称晋升方面优待吸引优秀城镇教师挤破脑袋主动过去啊。本来这几年正是支教制度进一步深入扩展实施的时候,却突然来了这么一遭。前些年教育部提倡优秀校长和优秀教师轮岗到薄弱学校以促进教育均衡,并给予各种倾斜扶持,这是没毛病的,但不知怎的搞成了这样。现在这种扭曲的县管校聘如果长久下去,但凡有别的出路,稍微有两把刷子的教师都会考虑去做别的——把教师最重要的铁饭碗砸了。既然都不是铁饭碗,还不如去私立学校或者找个公司上班或者搞辅导班,收入还高还不用受这份气,老实教书不擅长搞关系的则逐渐被这规则淘汰掉,最后留在教师队伍中的,就是那种圆滑擅长钻营搞关系又没什么本事的。我不知道这是部里颁下的规定还是各地省厅市局集体曲解了部里的意思,总之落实到县里的状况是各地鸡飞狗跳鸡犬不宁,联想到前些年对私立学校的大力扶持,于是我不禁怀疑这个政策是不是想要用“冷暴力裁员”的方式把一线公办教师逐渐赶到私立学校去。兼警察与城管一身,肯定整天忙的不亦乐乎。
这次疫情考验了基层工作,对基层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吃苦耐劳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好多基层工作者顾大家,舍小家,一心扑在抗疫上。如果满分是100分,我给100+其实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管理制度出现缺陷,都会导致这个王朝最终的灭亡,以及财政体系的崩溃。明朝其实在我国的封建制度之中拥有一定重要的地位。这是世界近代史开启以来,中国最后的一个汉人所统治的中央王朝。它的很多基层管理制度,既有中国传统的制度所在,也有与近代相类似的基层管理模式,当然明代一系列基层管理制度也存在着自身的贪腐问题进而导致整个财政体系崩溃。明朝一直实行中国传统地方统治模式的郡县制。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封建王朝作为稳定基层政治的一个单位,在很多民众的眼中,郡县制某种程度上其实比皇帝更容易贴近普通民众的社会现实,包括生产上的也包括生活上的,而一个王朝的彻底腐败往往并不是从中央政府开始而是从地方政府的。历朝历代的动乱也都是因为基层政府失去了自己的管理职能而导致社会出现暴乱进而殃及中央政府。自然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可以为一个王朝的灭亡逃避自己应有的责任,毕竟作为一个领头人,中央政府必须要绝对领导对地方基层的管理。当地方政府出现问题时,中央政府难辞其咎,只不过对于封建社会的普通人而言,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地方政府的命令就是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一旦地方政府出现了系统性的贪腐和恶霸的干扰。人们对于一系列社会不平等愤怒就会全部过渡到中央政府的身上,而产生推翻这一个封建王朝的社会运动。对于明朝本身而言,其实明朝最大的问题除了党争之外,还有社会税收。可以说明朝在第四任皇帝开始,税收问题就出现了系统性的弊端。导致明朝政府一直处于缺钱的基本情况之下,虽然张居正改革确定了考成法。对于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希望能够减轻底层民众的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减税降费的,实际上改革对于民众的财务剥削合法化了而已。民众要将拖欠官府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钱款,按照每年的不同比例如数交还到政府手中。纳入到地方官员考核政绩的问题上来。即便在初期进行了土地的丈量和重新划分,但是大量的土地依然在地方豪族地主以及地方藩王的手中。所以,最终民众负担太过繁重。同时又避免不了地方官对于地方事务的腐败以及贪污行为。明朝的官员是历史上俸禄最低的朝廷官员,地方官亦是如此,所以他们往往依附于地方豪强,两者相互合作,共同剥削民众。这是很多贪腐成为了地方常识,但是又不被国家认可。久而久之也对明朝的税收产生严重影响。在明朝时期,所要交的农业税相比于其他封建王朝而言,说实话并不高。甚至在朱元璋一手订立的不可更改的国家税收制度之中农业税的税收额是一个非常贫苦的人家,也是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朱元璋死后,这往往成为了一纸空文。相继添加了很多杂税,并且不计入政府的统一纳税当中。各个地方政府的剥削以及对于官员损耗的必要承担再加上土地丈量造假,很多土地名义上是农民的。实际上却在地主的手中。在交土地税的时候农民却还要多交这一部分的税收。当国家出现刺激经济允许土地买卖政策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会迅速破产,并且自己的土地卖给大地主进而成为流民。之前明朝境内的流民高达数百万,并且时常遭到各地政府的驱赶。明朝的这一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过。朱元璋非常讨厌那些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化的官员,认为这些都是地方官员贪污的绝佳理由。同时出身于农民家庭,登上大明王朝的皇帝位置以后,由于朱元璋对农村的基本状况十分了解,所以对于土地兼并的打击力度非常大。在初期确实起到了均贫富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也使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地主积怨甚深,一旦中央政府的管控力度减弱,就会造成恶性反弹,而民众往往是最终的受害者。明朝初期的严厉打击并没有阻止地方官员和大地主搜刮民间财富。最终造成了明朝虽然禁止土地买卖,但是土地兼并的现象却比宋朝这个不阻碍土地兼并的王朝更加严重。而且由于对土地的严格管理,使得资本主义萌芽一直没有真正盘活明朝的地方经济,大明王朝为了生存进一步增加农业税的征收力度。这种既保护小农经济不允许土地买卖,同时又加大小农经济的财税负担,使得社会的很多关系趋于紧张。商人贵族,地方官员依然将自己的魔爪伸向固有的土地。在各个阶层利益相互争夺的情况之下,国家的财政体系和基本税收制度被破坏。整个明朝后半期都处于征不上足够税额的状态,即便土地可耕种的面积是宋朝的1.5倍以上。而且明朝后期用钱的地方特别多,必须保证所有土地的征收税额是在规定的80%以上才能够基本收支平衡。但是这种收支平衡是建立在民众交重税,而地方的地主和藩王不交税的基础之上的。表面上暂时可以交每亩土地应缴纳数额的80%就可以,但实际上天下有一半的土地都不在农民手里,这就意味着农民要交的土地税是原先规定的160%。这还仅仅是土地税,当明朝末年北方的努尔哈赤带来了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之下,当明朝的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即便三饷加派的税额平均到每亩土地上只有3.6厘。普通民众也因为无法缴纳,甚至还要受到地方官员的压迫,而被迫放弃自己工作的土地,成为流民到处逃亡。而明代基层税收体系的腐败也导致了地方治安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地方司法成为了地方势力的维护工具,掌握了地方的生杀予夺大权。社会的公平正义被打破甚至被抛弃,成为一纸空文。虽然在初期明朝的基层民众治理体系是也算比较先进,但是受制于地方腐败,最终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收不上来税的明朝政府最终财政体系崩溃,而民众也揭竿而起推翻了这个王朝。原本教师是教育局聘用,人事关系绑在学校。虽然聘用协议也是三年一签,但工作是相对稳定的铁饭碗,和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只要老老实实上班,踏踏实实工作,师德和工作考核合格,不违纪违法不出重大事故,那么都会续聘,基本就不存在解聘风险,违法乱纪的才能由教育局处理,哪怕和校领导吵个脸红脖子粗学校也没权力开除教师,铁饭碗就是此意。即便一直以来教师收入不高,还是有许多人图个稳定工作来从教。教师如果要去其他学校,只有两个途径,竞岗考试和调动。现在改一改,理论上来说教师不再与学校绑定,把所有教师都成教育局的人,学校仅提供岗位由教师自由竞争上岗,于是理论上来说教师到县内任何一个学校任教都可以,所有教师变成流动的不与学校绑定,以实现教育均衡,这个逻辑就很奇怪,如果教师真的变成自由流动的,必然会造成最优秀年轻的教师在城镇学校扎堆,只可能让教育不均衡更加严重。并且实际上这种做法不具任何可操作性,一个学校原本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运作机制,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教研系统甚至学校的软硬件设施都要进行长期的磨合才能较好运转,如果每次都全部打散了重组,学校还能不能正常运转,还能不能开课都成问题。于是落实下来以后就要大大简化以具备可操作性,以浙江省为例,各地到最后基本就是学校领导干部不动,工勤不动,老弱病残孕不动,只对正常工作的一线教师进行主观程度非常高的竞聘。这就很玄学了,如果按照编制数设置岗位,那么各个学校就都会聘任自己学校的教师就都都不动了。于是有了一个生硬的规定——必须只设置编制数的百分之多少的岗位数,也就是必须淘汰百分之多少的教师。于是这个政策最终就成了莫名其妙的淘汰一批教学一线教师的政策了。至于教育法规定的不能无故随意解聘教师的法律条文怎么办?地方政府有办法,推出自己的解释,宣布不服从调剂到偏远的山沟沟里为不服从组织安排,不服从组织安排定为师德不合格,作为解聘理由。如果不服,向竞聘小组反映,向县里反映,但不得上访……(但规定就是县里出的,县里按照市里来的,市里是根据省里指示的)于是最后就成了学校借机掌握对教师的生杀大权,这一政策极大加强了学校的权力,强行要求学校百分之多少教师淘汰,直接就是砸了一线教师的铁饭碗,于是每一次竞聘其实就是在一线教师之中挑一些不善于搞人际关系的倒霉鬼或者领导不喜欢的刺头调走、待聘或者解聘,尊师重教成了个笑话,竞聘场面只有斯文扫地一地鸡毛,各地竞聘的方式不外乎演说、投票等方式,靠的多半是人际关系,和教师职业技能业务水平关系很小,甚至比以往某些按学生成绩排名的养蛊学校更无厘头,人为制造教师之间的不团结,逼着人搞小团体自保,一边把各种心底的恶都给激发出来互相争斗告发抓辫子。至于什么城乡教育均衡完全是鬼话,把一线教师解聘一批,或者把落聘的教师调到乡村里能促进教育均衡才见了鬼了。真想要均衡,早就有一系列的举措,加大原有的支教制度规模和补贴力度,同时完善竞岗(选调)制度,平调公开化,在工资待遇评优评先职称晋升方面优待吸引优秀城镇教师挤破脑袋主动过去啊。本来这几年正是支教制度进一步深入扩展实施的时候,却突然来了这么一遭。前些年教育部提倡优秀校长和优秀教师轮岗到薄弱学校以促进教育均衡,并给予各种倾斜扶持,这是没毛病的,但不知怎的搞成了这样。现在这种扭曲的县管校聘如果长久下去,但凡有别的出路,稍微有两把刷子的教师都会考虑去做别的——把教师最重要的铁饭碗砸了。既然都不是铁饭碗,还不如去私立学校或者找个公司上班或者搞辅导班,收入还高还不用受这份气,老实教书不擅长搞关系的则逐渐被这规则淘汰掉,最后留在教师队伍中的,就是那种圆滑擅长钻营搞关系又没什么本事的。我不知道这是部里颁下的规定还是各地省厅市局集体曲解了部里的意思,总之落实到县里的状况是各地鸡飞狗跳鸡犬不宁,联想到前些年对私立学校的大力扶持,于是我不禁怀疑这个政策是不是想要用“冷暴力裁员”的方式把一线公办教师逐渐赶到私立学校去。兼警察与城管一身,肯定整天忙的不亦乐乎。蔡永强的智商很高,逻辑思维缜密,他和李维民谈话的过程,句句都让人找不出漏洞,连李维民也不能找出半点漏洞。当李维民布了那么大一张网的时候,只有蔡永强可以猜出来,他太优秀了!
这次疫情考验了基层工作,对基层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吃苦耐劳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好多基层工作者顾大家,舍小家,一心扑在抗疫上。如果满分是100分,我给100+其实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管理制度出现缺陷,都会导致这个王朝最终的灭亡,以及财政体系的崩溃。明朝其实在我国的封建制度之中拥有一定重要的地位。这是世界近代史开启以来,中国最后的一个汉人所统治的中央王朝。它的很多基层管理制度,既有中国传统的制度所在,也有与近代相类似的基层管理模式,当然明代一系列基层管理制度也存在着自身的贪腐问题进而导致整个财政体系崩溃。明朝一直实行中国传统地方统治模式的郡县制。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封建王朝作为稳定基层政治的一个单位,在很多民众的眼中,郡县制某种程度上其实比皇帝更容易贴近普通民众的社会现实,包括生产上的也包括生活上的,而一个王朝的彻底腐败往往并不是从中央政府开始而是从地方政府的。历朝历代的动乱也都是因为基层政府失去了自己的管理职能而导致社会出现暴乱进而殃及中央政府。自然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可以为一个王朝的灭亡逃避自己应有的责任,毕竟作为一个领头人,中央政府必须要绝对领导对地方基层的管理。当地方政府出现问题时,中央政府难辞其咎,只不过对于封建社会的普通人而言,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地方政府的命令就是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一旦地方政府出现了系统性的贪腐和恶霸的干扰。人们对于一系列社会不平等愤怒就会全部过渡到中央政府的身上,而产生推翻这一个封建王朝的社会运动。对于明朝本身而言,其实明朝最大的问题除了党争之外,还有社会税收。可以说明朝在第四任皇帝开始,税收问题就出现了系统性的弊端。导致明朝政府一直处于缺钱的基本情况之下,虽然张居正改革确定了考成法。对于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希望能够减轻底层民众的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减税降费的,实际上改革对于民众的财务剥削合法化了而已。民众要将拖欠官府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钱款,按照每年的不同比例如数交还到政府手中。纳入到地方官员考核政绩的问题上来。即便在初期进行了土地的丈量和重新划分,但是大量的土地依然在地方豪族地主以及地方藩王的手中。所以,最终民众负担太过繁重。同时又避免不了地方官对于地方事务的腐败以及贪污行为。明朝的官员是历史上俸禄最低的朝廷官员,地方官亦是如此,所以他们往往依附于地方豪强,两者相互合作,共同剥削民众。这是很多贪腐成为了地方常识,但是又不被国家认可。久而久之也对明朝的税收产生严重影响。在明朝时期,所要交的农业税相比于其他封建王朝而言,说实话并不高。甚至在朱元璋一手订立的不可更改的国家税收制度之中农业税的税收额是一个非常贫苦的人家,也是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朱元璋死后,这往往成为了一纸空文。相继添加了很多杂税,并且不计入政府的统一纳税当中。各个地方政府的剥削以及对于官员损耗的必要承担再加上土地丈量造假,很多土地名义上是农民的。实际上却在地主的手中。在交土地税的时候农民却还要多交这一部分的税收。当国家出现刺激经济允许土地买卖政策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会迅速破产,并且自己的土地卖给大地主进而成为流民。之前明朝境内的流民高达数百万,并且时常遭到各地政府的驱赶。明朝的这一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过。朱元璋非常讨厌那些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化的官员,认为这些都是地方官员贪污的绝佳理由。同时出身于农民家庭,登上大明王朝的皇帝位置以后,由于朱元璋对农村的基本状况十分了解,所以对于土地兼并的打击力度非常大。在初期确实起到了均贫富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也使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地主积怨甚深,一旦中央政府的管控力度减弱,就会造成恶性反弹,而民众往往是最终的受害者。明朝初期的严厉打击并没有阻止地方官员和大地主搜刮民间财富。最终造成了明朝虽然禁止土地买卖,但是土地兼并的现象却比宋朝这个不阻碍土地兼并的王朝更加严重。而且由于对土地的严格管理,使得资本主义萌芽一直没有真正盘活明朝的地方经济,大明王朝为了生存进一步增加农业税的征收力度。这种既保护小农经济不允许土地买卖,同时又加大小农经济的财税负担,使得社会的很多关系趋于紧张。商人贵族,地方官员依然将自己的魔爪伸向固有的土地。在各个阶层利益相互争夺的情况之下,国家的财政体系和基本税收制度被破坏。整个明朝后半期都处于征不上足够税额的状态,即便土地可耕种的面积是宋朝的1.5倍以上。而且明朝后期用钱的地方特别多,必须保证所有土地的征收税额是在规定的80%以上才能够基本收支平衡。但是这种收支平衡是建立在民众交重税,而地方的地主和藩王不交税的基础之上的。表面上暂时可以交每亩土地应缴纳数额的80%就可以,但实际上天下有一半的土地都不在农民手里,这就意味着农民要交的土地税是原先规定的160%。这还仅仅是土地税,当明朝末年北方的努尔哈赤带来了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之下,当明朝的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即便三饷加派的税额平均到每亩土地上只有3.6厘。普通民众也因为无法缴纳,甚至还要受到地方官员的压迫,而被迫放弃自己工作的土地,成为流民到处逃亡。而明代基层税收体系的腐败也导致了地方治安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地方司法成为了地方势力的维护工具,掌握了地方的生杀予夺大权。社会的公平正义被打破甚至被抛弃,成为一纸空文。虽然在初期明朝的基层民众治理体系是也算比较先进,但是受制于地方腐败,最终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收不上来税的明朝政府最终财政体系崩溃,而民众也揭竿而起推翻了这个王朝。原本教师是教育局聘用,人事关系绑在学校。虽然聘用协议也是三年一签,但工作是相对稳定的铁饭碗,和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只要老老实实上班,踏踏实实工作,师德和工作考核合格,不违纪违法不出重大事故,那么都会续聘,基本就不存在解聘风险,违法乱纪的才能由教育局处理,哪怕和校领导吵个脸红脖子粗学校也没权力开除教师,铁饭碗就是此意。即便一直以来教师收入不高,还是有许多人图个稳定工作来从教。教师如果要去其他学校,只有两个途径,竞岗考试和调动。现在改一改,理论上来说教师不再与学校绑定,把所有教师都成教育局的人,学校仅提供岗位由教师自由竞争上岗,于是理论上来说教师到县内任何一个学校任教都可以,所有教师变成流动的不与学校绑定,以实现教育均衡,这个逻辑就很奇怪,如果教师真的变成自由流动的,必然会造成最优秀年轻的教师在城镇学校扎堆,只可能让教育不均衡更加严重。并且实际上这种做法不具任何可操作性,一个学校原本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运作机制,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教研系统甚至学校的软硬件设施都要进行长期的磨合才能较好运转,如果每次都全部打散了重组,学校还能不能正常运转,还能不能开课都成问题。于是落实下来以后就要大大简化以具备可操作性,以浙江省为例,各地到最后基本就是学校领导干部不动,工勤不动,老弱病残孕不动,只对正常工作的一线教师进行主观程度非常高的竞聘。这就很玄学了,如果按照编制数设置岗位,那么各个学校就都会聘任自己学校的教师就都都不动了。于是有了一个生硬的规定——必须只设置编制数的百分之多少的岗位数,也就是必须淘汰百分之多少的教师。于是这个政策最终就成了莫名其妙的淘汰一批教学一线教师的政策了。至于教育法规定的不能无故随意解聘教师的法律条文怎么办?地方政府有办法,推出自己的解释,宣布不服从调剂到偏远的山沟沟里为不服从组织安排,不服从组织安排定为师德不合格,作为解聘理由。如果不服,向竞聘小组反映,向县里反映,但不得上访……(但规定就是县里出的,县里按照市里来的,市里是根据省里指示的)于是最后就成了学校借机掌握对教师的生杀大权,这一政策极大加强了学校的权力,强行要求学校百分之多少教师淘汰,直接就是砸了一线教师的铁饭碗,于是每一次竞聘其实就是在一线教师之中挑一些不善于搞人际关系的倒霉鬼或者领导不喜欢的刺头调走、待聘或者解聘,尊师重教成了个笑话,竞聘场面只有斯文扫地一地鸡毛,各地竞聘的方式不外乎演说、投票等方式,靠的多半是人际关系,和教师职业技能业务水平关系很小,甚至比以往某些按学生成绩排名的养蛊学校更无厘头,人为制造教师之间的不团结,逼着人搞小团体自保,一边把各种心底的恶都给激发出来互相争斗告发抓辫子。至于什么城乡教育均衡完全是鬼话,把一线教师解聘一批,或者把落聘的教师调到乡村里能促进教育均衡才见了鬼了。真想要均衡,早就有一系列的举措,加大原有的支教制度规模和补贴力度,同时完善竞岗(选调)制度,平调公开化,在工资待遇评优评先职称晋升方面优待吸引优秀城镇教师挤破脑袋主动过去啊。本来这几年正是支教制度进一步深入扩展实施的时候,却突然来了这么一遭。前些年教育部提倡优秀校长和优秀教师轮岗到薄弱学校以促进教育均衡,并给予各种倾斜扶持,这是没毛病的,但不知怎的搞成了这样。现在这种扭曲的县管校聘如果长久下去,但凡有别的出路,稍微有两把刷子的教师都会考虑去做别的——把教师最重要的铁饭碗砸了。既然都不是铁饭碗,还不如去私立学校或者找个公司上班或者搞辅导班,收入还高还不用受这份气,老实教书不擅长搞关系的则逐渐被这规则淘汰掉,最后留在教师队伍中的,就是那种圆滑擅长钻营搞关系又没什么本事的。我不知道这是部里颁下的规定还是各地省厅市局集体曲解了部里的意思,总之落实到县里的状况是各地鸡飞狗跳鸡犬不宁,联想到前些年对私立学校的大力扶持,于是我不禁怀疑这个政策是不是想要用“冷暴力裁员”的方式把一线公办教师逐渐赶到私立学校去。兼警察与城管一身,肯定整天忙的不亦乐乎。蔡永强的智商很高,逻辑思维缜密,他和李维民谈话的过程,句句都让人找不出漏洞,连李维民也不能找出半点漏洞。当李维民布了那么大一张网的时候,只有蔡永强可以猜出来,他太优秀了!遇到一个好领导,其余不说了,就说我10年政府表彰优秀公务员,工龄22年一样没提拔。

5,基层微腐败如何防止

一、破解素质不高问题。基层干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相对较少,这就导致部分基层干部纪法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缺乏党性锻炼,习惯用个人意志代替法规政策。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始终将严把“入口关”放在首位,村(社区)干部选任、提名要从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坚持宁缺毋滥原则,把品行不端、动机不纯的人拒之门外,保持队伍的纯洁。必须从严发展党员,严格执行有关程序,建立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四本台账”,有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必须强化培训学习,在开展多层次专题培训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让基层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党性修养;必须加强工作指导,继续深化领导干部下基层制度,加强与基层干部的沟通交流,督促基层干部在实践锻炼中增强能力素质;必须加大基层干部选拔力度,注重选聘思想素质优、文化程度高、工作能力强的大学毕业生、优秀村干部、返乡农民工担任专职村支部书记,建立廉洁、高效、稳定的村干部队伍。二、破解动力不足问题。当前,基层干部动力不足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在政治上,村(社区)干部每三年换届一次,是否能继续留任受诸多因素影响,职位没有保障;在经济上,目前村(社区)干部工资标准普遍低,如果不从事其他工作,难以支撑家庭开支;在工作强度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人少事多压力大的矛盾客观存在,这就导致部分基层干部动力不足、心态失衡,产生补偿心理,为庸懒散浮拖和小官“微腐”埋下“伏笔”。因此,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干部激励机制,切实增强基层干部动力。要拓展基层领导干部选任方式,健全从村(社区)干部选任乡镇领导干部的机制,创新选拔“专职村支部书记”,打通基层干部上升渠道。要优化基层干部收入结构,提升基层干部收入基数,参照乡镇事业干部薪资水平,按照一定比例确定村(社区)干部待遇,增强岗位吸引力。要完善待遇体系,探索基层干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直接招聘为乡镇事业单位人员机制,不断吸引素质优、能力强的人才到基层工作。三、破解作风不实问题。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成长和工作的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在拜金、享乐和极端个人主义不断冲击下,极易淡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有的一心想着升迁,只愿做出风头、出政绩的“大”事,不愿做艰苦细致、服务群众的“小”事;有的作风不实,对贴近群众生活的问题置之不理、漠不关心,扭曲的价值观不断发酵,进而滋生出系列腐败问题。因此,必须持之以恒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通过刹邪风,纠歪风,树新风。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廉洁教育,运用好“身边事”开展日常警示教育,教育引导基层干部明规矩、知敬畏、存戒惧。要层层压实责任,有效传导责任压力,加强工作督导,着力优化责任清单,把每一项责任明确到人到岗,严格责任追究,推动基层单位充分履职。要持续强化正风肃纪,紧盯“四风”问题新动向,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问题。四、破解用权不慎问题。农村“小微权力”量大面广,据不完全统计,80%以上的群众办理事项需要村级签字盖章。特别是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各项政策向基层倾斜,各类资金资源向基层凝聚,基层廉政风险显著提升。但基层干部相对较少,机构设置也没有上级机关严密,这就导致个别地方基层干部集中行使多个职能部门权力。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对基层权力运行的规范,科学设置基层权力运行流程,不断压缩基层权力寻租空间,既结合实际,建立高效便民、易于操作的机制,又着眼问题,铲除基层干部腐败的土壤。要进一步清理精减村级“小微权力”,对村(社区)权力清单进行全面梳理公示,依法依规进行清理精减;要加大专项治理力度,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工程建设和房地产领域乱象等专项治理;要充分发挥查案治本功能,针对基层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深入分析查找制度机制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对现有制度规定进行认真梳理,做好“废改立”工作,织密、扎紧制度笼子;要完善基层信息公开机制,对村级事务进行全面公开,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五、破解纪律不严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个别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由于工作任务重、人手少,常把有限精力集中在项目争取和资金分配上,缺乏对重点环节的监督和管理,导致部分项目和资金在实施过程中走形变样。一些基层纪委因长期与本单位、本地区的干部群众打交道,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办“熟人案”“关系案”现象,从而让纪律失之于宽,让个别基层干部有了侥幸心理,腐败问题有了滋生蔓延的空间。因此,必须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放松,持之以恒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对查处基层腐败问题做到无禁区、全覆盖。要坚持监督力量“大整合”。进一步建立乡镇纪委片区协作机制和村务监督委员履职机制,完善“信、访、网、电”举报渠道,不断深化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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